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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越 孙熙国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取向和镜像表达——基于对《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文本考察
BSTRACT
摘要
1912年发表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中国早期传播较为完整的译本，是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第一次译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作为一部“译述”作品，译者翻译《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借马克思主义文本传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译者基于自身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对原文进行了阶级立场的改造，使得这部作品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扭曲的因而是镜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即译者理想的“中人社会主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并非公式化的套用，而是传播主体有意识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尝试。虽然这种尝试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但前人的经验教训为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EYWORDS
关键词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人社会主义
UTHOR
作者简介
汪越（1992-），女，安徽池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助理研究员；孙熙国(1965-)，男，山东安丘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早期文献（1871—1921）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ZDA006）。
一、《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发表背景
《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表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次年1912年。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04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经由来华西人或中国留学生的介绍被引入到中国。这一时期的传播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新兴学说加以引进，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传播行为不指向特定的政治立场和目标。第二个阶段是1905年到1907年，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此时国人的传播不再只是单纯的引介，开始在理解的基础上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但由于革命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在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论战中为民生主义辩护的需要，因此是有选择性地介绍和宣传，想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纳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架构中；第三个阶段是1907年到1910年，以“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的先后创立为标志，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革命派当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活动并成为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量。作为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另一派别，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为深入，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对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行了节译，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从被动接受二手资料转向主动选择第一手资料。但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更激进、更彻底也更进步的理论发展，他们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还是论证无政府主义的科学性，因此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广泛深入的翻译和研究。总体来看，辛亥革命以前，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大多是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体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附带进行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社会主义宣传也在中国掀起热潮[1]。1911年11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党，作为中国第一个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在这次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党成立以后，在各地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员、成立各地支部、在各地宣讲社会主义并创办党报、党刊以宣传社会主义。《新世界》杂志就是中国社会党绍兴分部主持创办的党刊性质的宣传性刊物，其在创刊号中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之大本营”，目标是“使人人感知社会主义之良而信仰之，而实行之”[2]。1912年5月到9月，施仁荣在《新世界》的第1、3、5、6、8期上连载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在1880年撰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基石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进步性，科学地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高度评价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这本著作及其译本的广泛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新世界》杂志选择发表它的译文来宣传社会主义，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20世纪初的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新世界》杂志编辑眼光的独到性。
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本应做到对原文的还原。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了大量的改造。首先，译者在翻译中增加、发挥了很多内容，这些原文当中本不存在的内容直接反映了译者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观点；其次，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按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删减，可以推测，这些被删减的内容或者是译者认为不重要，或者是译者认为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相冲突，从这些删减的内容中同样能够挖掘译者的想法；再次，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译者虽然按照原文的内容进行翻译，但翻译出来的意思和原文的意思并不一致，有的地方甚至完全相反。因为施仁荣在译文中的这些发挥，学者姜锐和鲁法芹评价这部作品“虽然在结构和顺序上忠实于原作，但译文却极不准确，不少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极其错误，作为恩格斯这篇经典著作的首个中文译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另一方面，由于他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来解读这部作品的，所以便不免会为我所用，对其进行曲解和不着边际的‘发挥’。”[3]谈敏则更是严厉地批评施仁荣不仅翻译错漏频出，影响到了原著精神的表述，更在译文里“夹杂恶劣的私货”，“打着恩格斯名著的旗号，与恩格斯的论述混淆在一起，来推销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私货”[4]。从译文本身的质量而言，这些批评无疑是客观而公允的。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除了以今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事件等进行定性和总结的理性主义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存在历史主义的研究，即把研究对象还原到近代的时空背景下，从当时人的视角出发，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真实图景。具体到《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从体裁上来说，《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是一篇“译述”而非单纯的“翻译”。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连载的正文之前，译者的说明是：“德人弗勒特立克恩极尔斯原著，余姚施仁荣译述。”所谓“译述”，即有译有述，一般指译者仅仅表达出原文的主要内容或大意，而不是那么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方式[5]。这种翻译方式曾在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中风行一时，以《天演论》为标志，严复、梁启超、马君武、包天笑、林纾等译家在这一时期译述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作品。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晚清的译述风尚才在理论上被彻底否定。对于译述风尚形成的原因，研究者认为包括以下这些理由：翻译家的外语水平的限制、译者（和读者）对异域文化既向往又抵触的复杂心理、译者自身的政治需要等[6]。同时，辛亥革命前后的翻译行为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宣传意涵，“经过梁启超等大力提倡后，人们把翻译外国作品视为维新救国的出路，这一方面反映在选材上：人们尽量挑选与中国时势相关的东西来翻译……另一方面，译者不惜对原著作出修改，以配合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以供‘界定在中国时局’上。”[7] “对绝大多数的翻译者而言，翻译与其说是一种意义传递的严肃行为，不如说它更多的是另一种创作的手段。”[8]考虑到刊载《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杂志本身作为中国社会党党刊的政治性，施仁荣在译述文本中夹杂自己的政治思考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还原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第一个中译本发表时的历史情境，仅仅说明施仁荣为什么采取译述体裁显然是不够的，关键的还是对译述文本内容本身的考察。文本是历史进程的反映和再现，它的意义不只是其记录了什么，更在于剖析它没说什么或者刻意回避了什么。透过对《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译本内容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的对比分析，可以挖掘译者施仁荣的翻译行为所反映出的其个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从中能够进一步分析出作为清末民初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党成员代表的施仁荣他的个人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成因。以及由此折射出的近代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特点及其对这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才能充分发挥《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文本价值。
二、《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文本主旨
挖掘《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文本主旨，首先就要对译文与原文的文本内容作细致对比，国内已有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逐字逐句比对了译文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前的通行本[9]。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将《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文本当中区别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原文反映译者主体性思考的内容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相较于原文，施仁荣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里对文本作了民族主义的发挥，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了既学习又批判的矛盾态度，这种思想上的内在张力实质构成了包括施仁荣在内的近代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上的共同的问题域，即如何在近代中国同时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的同时，又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揭示资本主义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中，一方面，译者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视为理想世界的样本，是理想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恩格斯在原文中批判的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施仁荣的笔下却是“真理组成”的“中等社会所结合之理想世界”。译文中“中等社会”以及下文中的“中人”对应的都是原文的资产阶级（bourgeois）。还把“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10]翻译成了“十八世纪法国大思想家脑中所孕育之真理，竟得见诸二十世纪以后之世界”，结合时代背景，译者显然是认为他们当下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思想与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是一致的，且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作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施仁荣又在译文中以被西方列强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的人民的身份，对西方文明的野蛮侵略的一面提出了控诉。在译文的第一编，译者借傅立叶之口，把原文的“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11]发挥为“夫今之所谓文明时代者，实一野蛮加剧之时代也。阳言公理，阴论强权，名尚平等，实重专制。用种种弥补之术，使真野蛮一变而为假文明，不知假文明之阴毒险恶，实千百倍苁于真野蛮也。则知今日列强之所谓文明，非吾社会党人所期之文明也”，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文明，并在后文中具体说明西方文明的野蛮行迹，即表面上西方文明先进，生产发达，“合五洲为一家，视全球若户庭”，可实际上却是“植（殖）民政策其权与，垄断商业其究竟，维持和平其美名，占人土地其实意。纷纭扰攘，竞争不已”，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在施仁荣的笔下，同时存在着两种资本主义文明，一种是理想中的“真理组成”的理想王国，另一种则是现实中“为吾人增苦痛”的“今日之文明制度”。虽然在施仁荣自己看来这并不矛盾，只要“表示真理，宣示大公”的理想社会主义实行于世界，就必然可以废除这种野蛮文明。可事实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与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内在统一的，二者不可能靠这种一厢情愿的人为区隔就能分开，这种矛盾构成了译者思想的内在张力，而这其实也是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不只是施仁荣，包括梁启超、孙中山等引领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风潮的先进中国人，都面临着这一“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一方面对于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经由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中国人是向往的。可另一方面现实中帝国主义列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欺凌，又让近代中国人感到困惑、迷茫和无所适从。如何在推翻封建制度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又做到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反抗，是近代中国人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提出的所有方案都必须考虑的时代主题。其次，虽然《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用不小的篇幅批判西方文明，但在翻译恩格斯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问题根源时，译文却删去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细致分析，代之以译者自己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文明一切社会问题都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本身。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而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之所在，这是全书的精髓部分，但《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却没有把握住这一精髓。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曾经说过：“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2]，这一句话揭示的就是恩格斯在文中所使用的基本方法，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3]可就像施仁荣把前一句话翻译成“所以竞争之故，皆缘于经济之不平等”那样，译文不仅删去了大量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之前社会变革的经济关系的分析的内容，还把恩格斯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阐述“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和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14]。简化为“资本家始得以少数之资本，购多数之工作，以工人之脂膏，供其挥霍。于是社会生活程度日高，而贫富阶级益严矣。”显然在译者看来，恩格斯的这些分析并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就是不平等的事实本身。正因为劳动家（即工人）与资本家的不平等，导致了他们之间相互斗争，“劳动家恶资本家之专横，资本家怨劳动家之挟制，始则相倾相轧，继则相残相害，终至同归于尽，而社会亦受其害”，导致了种种社会问题，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关乎经济不平等问题应运而生的理论。“社会主义，为因经济不平而生之一定不易主张矣，及其如何弭此纷争之方法。”这种对于社会主义的“肤浅”理解，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共识。早在1902年，吴铭选译的《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就有“社会的思想者，即所谓贫富问题是也。此问题之由来，虽亦因袭于先数世纪以前，然其得真盛壮之势力，则在第十九世纪之下半期焉。故所谓社会主义者，至十九世纪之下半期，其势力之发达，日增月盛，如蓬蓬釜上之汽矣”[15]的内容。1904年梁启超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说：“自由竞争之过度，其病国病群也”，“此近世贫富两极之人所以日日冲突，而社会问题之所由起也”[16]。1906年，孙中山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论述其民生主义缘由的时候也说：“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这是人力不能与资本力相抗缘故。……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17]可见，施仁荣不过是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在译文中借恩格斯之口表达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一观点会如此得到近代国人广泛认同呢？一方面是由于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在20世纪初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西方、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极为有限的，正如上文所引用的施仁荣对西方文明的评价，基本是出于感性且浮于表面的，恩格斯所深刻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为当时的多数中国人所接触。因此不要说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本身并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使能够理解，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下也很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传达到接受者那里并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广义的社会主义对于贫富悬殊的批判，恰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痛恨和对于大同世界的追求内在相契合，比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剖析更能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再次，既然《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那么在论述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行动时就不可能像原文那样作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论断，译者想要达到无政府主义的终极目标，却幻想通过宣传和教育就能渐进实现“无财产、无阶级、无政府”的“无治社会主义”，闭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消灭私有制等实质内容，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必然沦为空想。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解决必须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18]。到了那时，由于国家终于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它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存在根基因而会自行消亡，“人终于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9]。这是恩格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分析对革命道路和未来社会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可是到了《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之中，由于译者不谈贫富悬殊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的贫富分化，因此问题的根源似乎就出在了使富人和穷人区分开来的金钱上。由于有雄厚的财力支持，资本家不仅可以压迫工人，使工人生活困苦不堪，“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还可以控制这个社会当中政府、官吏、士兵、警察等，他们通通都沦为了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帮凶，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违背人道的“治人之社会”。在施仁荣看来，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唯一根本的策略就是就是要消灭导致这一切的”元凶”，纵观史乘横觉五洲，世间大害，首推金钱，抉此祸根，厥惟废置”。且仅仅废除金钱还不够，包括阶级、国家等一切帮助金钱“为祸人间”的“帮凶”也通通需要“消灭”，“吾人所争废者，亦不仅阶级权利而已，并举阶级制度而亦废之。其甚者，或举世界一切西东之事而悉除之”。比起原文中恩格斯还要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而只可能是“自行消亡”，译者则直言要主动废除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制度，看似是用更激进更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一步到位地根本解决问题，就像译者自己所说：“欲除世间之大害，谋郅治之极轨，则非主张无治社会主义不可。若夫国家社会主义，犹不过一时补苴罅漏之计，非足以为根本上之解决”。可这种激进的思想落实行动上，却陡然变得温和无害起来。按施仁荣的说法，要实现“资本消灭，银钱废弃”，“必待教育普及，群治优美，人人有高尚之道德心而后可”。也就是说，前文所述的当代社会贫富分化下所出现的种种非人道现象，都可以通过教化，通过道德感召的方式来解决。只要人人道德高尚，自然而然就能够“举世界一切西东之事而悉除之”，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个体的自由联合”。这就使得《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在变革社会的具体措施方面，即便不去讨论科学与否，光是措施本身目标上的激进和行动上的保守之间的矛盾，就注定了理论最终沦为空想。施仁荣的这种想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党的主流思想，其党江亢虎在介绍主张时曾说，中国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以消灭阶级、国家、种族、宗教乃至一切制度的“世界社会主义”为终极目标，但因为“凡事必经理想言论实行三段而成，而理想恒比言论高一级，言论恒比实行高一级，且理想恒比言论早一步，言论恒比实行早一步”[20]，所以现阶段还只是社会主义的鼓吹阶段，等鼓吹卓有成效，才可着手实行之事。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出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成无产者，从而科学论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之所在，这是全书的精髓部分。但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并没有把握住这一精髓，虽然从总体精神上译文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可内容上却把原文的精华部分抽去，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理性剖析变成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感性控诉，把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变成了基于金钱的贫富对立，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变成了理论宣传和道德劝说，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释为“举世界一切西东之事而悉除之”的无政府主义目标。这些改动尽管在今人看来简直是“去其精华，代以糟粕”，可从施仁荣的角度，这些删改却是必要的，因为译文的受众是那些支持中国社会党或者对中国社会党感兴趣的人，而在译者看来，这些人和他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而属于一个区别于“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中间阶级——“中人”阶级。所以，他必须要改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同“中人”们社会主义活动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施仁荣的译文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核心的改造其实是阶级立场的改造，把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转换为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中人社会主义”。
三、译者的“中人”身份和他的“中人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正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本身的考察，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21]。但《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中，译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在“资本家”和“贫民”之外，提出了“中人”概念，并以“中人”身份自居，并站在“中人”的角度对原文进行了大量修改。“中人”这个词，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译文中共出现29次，通过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文本对照，“中人”基本上对应的是原文的“bourgeois”，即资产阶级。但在译者那里，“中人”不同于资本家。资本家是危害社会的祸源，“中人”却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居资本家与劳动家两者之间而奔走呼号，以为社会谋幸福者则固吾中人耳”。从译者对“中人”一词的使用来看，中人是介乎于有钱有势的大资本家和受苦受难的工人之间的，像译者自己和中国社会党那样为这个社会四处奔走的独立的阶级。如前文所说，译者认为社会问题的原因是由贫富分化所导致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之所以能消弭社会斗争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凭借的就是中人介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地位。相较于大资本家，中人和贫民一样，也是被欺压被鱼肉的对象，“设中人对各种生产事业，不能投资振兴，则自后之生产机关，若托剌斯，若银行，若公司，不为资本家所攘夺，则为国家所占有。是吾中人必为天涯沦落人而已矣”，中人和贫民在这方面利益一致，因而“贫民亦有助于中人”；而相较于贫民，中人则更有知识有财产，贫民在中人面前“往往自觉其知识之浅薄，财力之不及”，于是自觉接受中人的领导，“以贫民援中人而反对资本家也”。有了“中人”的居间协调，可以使资本家和贫民不再互相怨恨，明白“资本家无劳动家以作工，则资本家无所施其技，贫民无中人提携之，则贫民无以谋其生”的道理，消弭尖锐的阶级冲突，改善贫富分化的状况。再加上“中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从道德上感化资本家不再压迫贫民，使“生利之人日多，分利之人日少”。长此以往，“文明则光华美满也，人民则和亲康乐也”的理想的“中人世界”就有实现的可能。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来审视施仁荣的“中人”概念，所谓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人”，其实对应的正是近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而“中人社会主义”也就是近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过深刻的揭露，“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22]。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人社会主义”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中人社会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反抗。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是：“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23]这个阶级，虽然能够勉强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侵略和日益沉重的封建剥削的双重压迫，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随时可能破产。《衡报》曾报道过当时小生产者的生活困境，“每岁所获不足衣食，流离转徙，恒千万人”，“为外洋工艺所妨杜，操技无所售，有做工一日仅得二十钱尚须赡妻子者，是则无业之民数既日增，即有业之民亦复不足自值”[24]。“中人社会主义”暗含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虽然是以译者不自觉的形式，但其内容确实同时包含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掠夺的抨击和封建等级压迫的控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关系在小资产阶级群体中的理论表达。第二，“中人社会主义”体现出小资产阶级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两面性。一方面，小资产阶级不属于社会的统治阶级，同无产阶级一样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深感痛苦不满，所以强烈地要求消除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完全自由的理想社会。这既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基础，又是“中人社会主义”在论述中包含大量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原因。因为在小资产阶级看来，不论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能使他们免于受压迫的境遇，唯有消灭一切国家、一切政府、一切权威，才有可能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又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他们还有一定生产资料维持生活的自给自足，甚至还有一小部分能轻微地剥削无产阶级，因此小资产阶级往往畏惧革命，企图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毛泽东曾经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按财产和地位分成上中下三层，而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有小资本家、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参加的中国社会党按此划分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用其体力或脑力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25]。这是施仁荣在译文中大量删减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剖析的原因，也是“中人社会主义”拒绝采取类似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暴力革命或者暗杀行刺等过激行动的原因。因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到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必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第三，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中人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科学道路。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虽然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可其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弱点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无法真正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更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这体现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就是尽管“中人社会主义”总体上把握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可是在具体理论阐释方面，却因小资产阶级两面性而导致其在理论上处处表现为矛盾，它在批判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同时又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批判严重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同时又无法科学解释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提出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目标的同时又只敢从事无害的理论宣传和道德教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评价，“中人社会主义”不论其表面上看来多么具有批判性，但就其实质内容而言，它都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也因此，在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民国初年，“中人社会主义”不仅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都没有在当时的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在回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时曾说：“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26]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传播者身份复杂，许多不是无产阶级的传播者们本着救亡图存的目的把各种各样的西学引入中国，其中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传播者的行动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即使是中国社会党这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党，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同样根据本阶级的需求对理论进行了改造，使得《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镜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施仁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阶级立场的改造，形成了一种近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即译文中所传达的“中人社会主义”。虽然由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译文极大地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意，完全无法传达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是“中人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没产生什么影响的原因。但是，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视角，《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和“中人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片段式的剪影，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新的维度。一方面，中人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近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一次失败的结合，施仁荣把诸多自己的观点借恩格斯之口放在译文正文中，不仅大大拉低了原文的水准，还加深了当时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这表明，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只有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所掌握，才能真正把握住理论的精髓所在，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一言以蔽之，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积极意义不仅是其作为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施仁荣在《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的举动。尽管改造方向的是错误的，结果是扭曲原意的，但这一行为本身可以作为重要的事例，证明近代中国人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公式的套用，而是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人社会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小资产阶级尝试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虽然施仁荣的尝试结果注定是失败的，但前人的这些经验教训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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